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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告密——人类社会的幽灵

视频家2018-06-01 06:21:43

直面告密——人类社会的幽灵




“我不知道,查理今天的缄默是对还是错,但我可以告诉你,他决不会出卖别人以求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正直,也叫勇气,那才是领袖的要件。”自从毕福剑饭桌上调侃毛泽东的视频被曝出后,《闻香识女人》中的这段经典台词再次被人引用,告密之论以刷屏之势出现在网络上。



作为人类社会中时隐时现的幽灵,告密是一种世界现象,撕裂着作为人类社会基石的信任,太多国家和人民遭受告密之痛。正因这样,任何民族面对告密都是嗤之以鼻,更会在碰到类似告密事件的时候过度敏感。毕福剑事件便是如此,很难说那个将视频上传至网络的人的行为就是告密,因为那人很有可能只是借助毕福剑的名气来传播他认同的观点,而不一定是他为了出卖毕福剑才这样做,毕竟在版权和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的中国,将某些人视频传到网上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告密之祸有着惨痛的历史记忆的中国人来说,面对毕福剑事件,他们难免第一反应是告密,而不会等着更多事实出来再下判断。在众多大谈告密的文章中,却存在混淆概念的嫌疑,经常将告密与出卖、举报、揭发、告状等概念杂糅在一起,给人不明所以之感。

告密的正确与谬误

不可否认,告密确实与出卖、举报、揭发、告状等概念有相似之处,但这几个概念实际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告密的概念里面包含出卖的部分,但告密更倾向于“密”,所指多为私下的或者不便于公开的内容,带有“不应该被告之他人”的意思,告密者不一定与被告密者同属一个阵营;而出卖则更倾向于同一阵营的叛变,不限定出卖的内容一定是“密”。比如,商业对手之间的相互告密的行为肯定不是出卖,只有像犹大对待耶稣那样才算出卖,至于是不是告密,则不一定,要根据里面“密”的色彩来决定。

告密与举报的差别较为明显:告密的内容未必是不光彩的,但潜台词是不应该被告之他人,而举报所指的内容是被刻意隐瞒的不光彩之事,旁人有权检举。告密倾向于贬义,举报则是中性词。“广州区伯”区少坤监督公车私用,人们向中纪委检举官员贪腐,学生公开学校的造假,皆属于举报。同为揭露秘密,揭发则比举报的中性词性要更进一步,带有一定褒义色彩——指将坏人坏事揭露出来。告状与告密又有不同,带有点理所应当的意味,既可以指当事人依法请求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又可以指当事人向长辈、上级等具有权威的人诉说自己或者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经过以上分析,告密的概念可以如此定义:某人或某个团体出于某种考虑(整人、利益、信仰、压力)而将他人或者别的团体不应该公开的言行或者事迹告诉具有权威的某个人或者机构,以达到惩治对方或者自保的目的。告密是个体与个体、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行为,但不是指能够惩治被告密者的人或者机构与人或者团体之间的行为。政府派人暗中监控某人不能说是告密,但某人向政府告发他人却是告密。

告密的动机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包括四种情况:整人和打压异己;邀功;狂热的信仰;自保。整人和打压异己比较常见,小到个体处于妒忌而告发他人,大到机关算尽的政治斗争过程的告发。邀功的情况很多,主要指某人或团体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而选择告发包括朋友在内的朋友,尤其是在统治者出于统治考虑而鼓励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的时候,更是常见。狂热的信仰指出于信仰而选择告密,文革期间亲人之间的相互告发,大多属于此类。自保的情况很多,在高压之下,弱小的个体难免会选择告发他人以寻求自保。在四种动机里面,除了邀功、整人和打压异己的动机带有人性的阴暗面之外,狂热的信仰和自保引发的告密则有可以理解之处。

告密的因与果

告密之所以产生乃至成为一种风尚至少有三种原因:人性的胆怯与阴暗;价值观的紊乱;畸形的政治社会环境。毋庸赘言,人性自然是原因之一。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有人群的存在,告密便有可能产生,而这无疑与人性有关系。人不是神,即便有强大的一面,但更有胆怯的一面,因为胆怯,一旦遇到外界的压力,即便出于自保的考虑,也有可能选择告密。不管是反右、文革期间的告密,还是为东德的特工部门斯塔西服务的线人,其中不乏有出于胆怯而选择告密的行为。同时,人性有其阴暗的一面,出于嫉妒、怀恨、邀功的考虑,告密同样会盛行。

其次,价值观的紊乱会导致告密的泛滥。中国反右、文革期间,告密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有儿子告发母亲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社会的价值认识高过对正直、亲情、友情的认识,认为阶级感情胜过一切。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但也有“大义灭亲”,可悲的是,“大义”多为专制君主服务。正直、亲情、友情本来应当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重要品质和纽带,但如果有一种更高的价值被限定高于一切,乃至到了可以牺牲正直、亲情、友情的地步时,告密便会产生,而且还常以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姿态示人。

最后,畸形的政治社会环境会助长告密现象的猖獗。一般而言,告密的结果因为会让他人遭受惩处,所以告密很有可能招致报复,至少会面临道德上的谴责,所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告密难以到处弥漫,也就不会给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造成明显的伤害和信任危机。所以,告密若想成为一种风尚,乃至对整个国家造成莫大的影响,只有一种可能,即整个政治社会环境鼓励和诱导人们告密,以致不告密难以正常生活下去。比如,汉武帝颁布“告缗令”,鼓励人们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在全社会弥漫,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告密者盛行。在东德,几乎每6.5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为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服务,儿女父母之间,妻子丈夫之间,学生教授之间,朋友之间等互相告密的现象大范围上演。

所以,当人性的胆怯、阴暗与价值观的紊乱碰上畸形的政治社会环境,告密便变得无可避免,以致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尽管告密的动机不一定都是人性阴暗面的体现,甚至有可以理解之处,但告密确实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随着社会正常机制的完善和文明日益成为主流,告密的土壤应该被彻底消除,让整个社会不再需要为告密造成的恶果埋单。

告密的终结

既然告密的产生主要是由上文所谈的三种原因导致,那么消灭告密的土壤则同样应该从三种原因入手。因人性胆怯而产生的告密,该批判和追责的主要不是这种胆怯,因为这难以避免,属于正常人性的体现,应该揪住不放的是让人性的胆怯变为告密的政治社会环境。但如果仅仅是由于人性阴暗而导致的告密,则应该被严厉批判,这是因为人不同于禽兽,人是有德性的,懂得也应该以更加文明和谐的方式相处。

因价值观紊乱产生的告密,则需要反思和追问:到底什么样的价值才是人类最应该践行的?个体有时会面临不同价值观相互冲突的问题,因此,人类需要反思价值序列,需要弄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最值得追求。而告密撕裂的正直、信任、亲情、友情,都是人类社会的基石,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意颠覆的,否则,整个社会将产生深深的裂痕,甚至有可能因为裂痕的扩大而导致整个社会毁于一旦。

当然,实现完全不再需要告密、乃至全社会一致抵制告密的最重要做法应该是推动社会机制的完善与日益文明。在任何民族的任何时候,告密都是被人视作不齿的行为,然而告密却无数次上演,存在至少数千年,甚至愈演愈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畸形的政治社会环境鼓励和诱导告密,胁迫着人们告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在不稳定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下,弱小的个体很难清者自清。正因这样,想要减少乃至消除告密现象,必须从政治社会环境的根源上予以解决。

中国作家聂绀弩曾经针对告密者问题写过,“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在聂绀弩看来,人们与其去批判犹大,而不如将矛头指向送耶稣上十字架的凶手总督。后人在看待前人的告密问题的时候,每每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往往容易过于相信自己的道德感,从而过度批判曾经的告密者,以致忽略和放过最主要的凶手。试问,若站在人人都被逼迫成为告密者的高压环境下,有几人能洁身自好?曾经因为告密者而身陷囹圄的聂绀弩,之所以不去指责告密者,因为他懂得告密实非告密者个人之罪,乃体制裹挟之下的屈从。任何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全将某些令人不齿的行为的解决寄托在人性上都是不可靠的,要想从根源上减少乃至杜绝告密,必须依赖于建立一个遏制人性阴暗面、鼓励善行其道的政治社会环境。



文章来源:公众号自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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