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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机床厂建厂记忆

千渭之汇2018-05-02 15:00:07

小编语

每一个大厂,尤其是在解放前即有传承或开始建厂的老厂,庇护着在大厂之下数代人的生存,形成了当今即将成为历史名词的“大厂子弟”以及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懂规矩、识大体、甘奉献、能吃苦、不折腾、近木讷的“子弟气质”,承载着几代人关于工作、奋斗、生活和家庭的或美好、或辛酸的人生记忆,衍生出了各自特有的工业文化,还曾带动一个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它们自身的存在就是所在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开端。

每一个大厂,都值得尊敬、值得纪念!



陕西机床厂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由军转民的老厂,其传承历史之悠久,在如今虢镇、千渭地区现存的大厂中,无出其右者。因此,在回顾陕机的建厂历史之前,不妨先回顾下老虢镇地区近现代工业的源流和发展。

1996版《宝鸡县志》载,北首岭遗址发掘考证可知宝鸡县早在70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就用手工制做生产工具。遗址出土4座陶窑、900多件陶器皿证实,当时县境手工业生产初具规模。秦汉时,工业门类增多,品种扩大,烧酒、榨油、米面加工,已朝着工场手工业方向发展。明清时,县城(今宝鸡市区)、虢镇、阳平、贾村、县功等集镇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约数十个,行业有烧坊、缝纫、铁器、木器、造纸等,以虢镇源隆祥、福战公、西凤号万亨涌酒坊为最兴盛。民国年间,县境以前店后场为主的手工业作坊数以百计。民国二十四年(1935)虢镇城有坊、铺46家,计烧酒坊15、染坊6、铁匠铺10、炉烷2、铁匠铺2、笼箩铺2、鞍具铺4、木器油漆铺5、弹花扎花铺1、磨面坊2、榨油坊1、裁缝铺2,从业人员达500多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陇海铁路通达宝鸡后,随着机器大工业逐步内迁,虢镇手工业作坊店铺一时萧条衰落。

而虢镇地区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近现代工业的开端,应是1938开办的官僚资本企业——业精纺织公司。1938年,王瑞基、刘持钧研究、试验手摇纺纱机成功,遂由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信托部投资10万元,在西安着手试办手工纺织厂。为避免日机轰炸,后将厂址选在虢镇城内北大街山西会馆(今招待所址),陆续安装业精式木制纱机81台,石丸式织布机54台,开始纺纱织布。所纺纱支较粗,只能作纬纱,经纱则向他厂购买。1941,业精纺织公司由雍兴公司领导,更名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精纺织厂,同年9月惠家湾1942年冬落成,将城内原有设备陆续迁往新厂。1943年春,2100锭开始安装,7月安装完毕陆续开车原有木制纱机全部拆除到年底布机增加到202台1943年产20支棉纱239.88件,各种白布16981匹,条格布4479匹,线呢1306匹,提花布780匹,毛呢28199码,毛毯283条,床单、毛巾被等2839条,毛巾4096打。1945年,布机增至256台。1946,从山西新降县雍裕纱厂购买普通动力布机98台及准备、整理、漂染等设备,另由西北机器厂购进细纱机5台(2100锭)及试验布机2台。1947年,原有各种人力布机均停开,拆卸出售,新添的纱布机均陆续开出,成为一个小型机器棉纺织厂。产品改为以20支棉纱和12磅白布为主,条格布、毛巾、床单不再织制。1949年7月13日解放时,有纱锭4200枚,布机106台,职工797人,由宝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接管。1949年9月1日改名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第三纺织厂。1950年8月5日晚,周原和惠家湾一带,狂风急雨,洪水顺沟坡而下,铁路桥洞被草、杂物堵塞,水无出路。霎时,惠家湾、高家堎一带全被水淹,业精纱厂被毁,死伤7人同年10月被迫并入咸阳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第一纺织厂厂址先被西北工人疗养所占,后为西北冶金修造厂所用。1996版《宝鸡县志》所载其“受洪水灾害,迫东迁咸阳和蔡家坡,分别并入西纱两厂”,因笔者所见资料均未涉及蔡家坡西北纺建二厂,故其一部分并入后来的陕棉九厂一事成为了孤证。)



此外,1938年,在虢镇木梁市巷,创办有协和新火柴厂,月产火柴500多小箱,1954年停办;1940年6月,在虢镇城内创办有陕西省赋济会难民纺织工厂,安装业精式纺纱机30台、建国布机10台、16匹马力发动机2部(煤炭热力发动)月产11磅细布、条格布、军布、土布1945停办1945年,在李家崖迁来国民党三十一兵工厂,1949年7月宝鸡解放时,机器物资人员全部溃撤至四川。

至于酒精厂、啤酒厂、面粉厂、磷肥厂、氮肥厂、西秦酒厂、酱醋厂及其他一些集体工业企业,甚至渭阳柴油机厂、群力无线电器材厂(1956年始建,1959年末建成投产60年代初,为满足国防建设需要,主要仿制苏联三四十年代的产品,后逐步设计生产密封式小型、超小型继电器)等企业的始建,都已经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


陕西机床厂历史演变图


言归正传。现今笔者手头拿到的部分资料中,有的将陕机、北动与三十一兵工厂的建厂混为一谈,其实,这三者完全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源流,它们在建厂之初,分别源自共产党、日寇和国民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岗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使人民革命的军事力量不断巩固壮大,1931年4月在兴国县官田镇,创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个兵工厂——红军中央兵工厂。我党为了充分发挥在革命力量还处于薄弱期的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各游击区相继于1928年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革命斗争。陕西机床厂的前身——红二军团兵工厂,就是1933年夏秋之际,诞生在贺龙、周逸群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湖南省永顺县龙家寨,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个兵工厂。

兵工厂由李子郁任厂长,有职工200多人,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初建的兵工厂困难重重,既要打仗,又要修械,人员有部队战士,也有从乡下来的铁匠,手艺参差不齐。当时工厂的设备很少很简陋,各方面都给兵工厂以很大压力。修枪械唯有的几把锉刀、榔头、老虎钳和两盘风箱炉,还都是破烂旧货。兵工厂用的材料来源也得不到保证,除了从战场上缴获的破枪零件外,常常要靠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敌村封锁线来弄材料。兵工厂的物质生活非常艰难,老吃红米加南瓜,食盐更缺,常为弄到一些盐而牺牲不少同志的生命。天寒地冻还穿不上棉衣,两三个人合盖一床薄被有时还轮不过来,为了与寒气作斗争,为了修好更多的枪械,同志们夜里身贴身地聚在油灯下坚持工作直到深夜。像井岗山根据地一样,工厂除了生产和学习以外,也要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翻身农民、红军家属耕耘收割;乡亲们也为了兵工厂的壮大,送吃送穿,送子到厂,把家里能为修枪械所用的钢丝铁器送到工厂,为多修一杆枪出力,工厂在根据地的摇蓝里成长壮大。

19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处于极端被动地位,兵工厂此时任务繁重,除留部分工人随军继续坚持修械外,还调了部分精壮工人上了前线。1934年8月,奉中共中央之命,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东部,与先期转移至这里的红二军团会合于印江县,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而又重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兵工厂也即成为红二、六军团兵工厂,此时,不但能修枪械,还能制造地雷和手榴弹。


土高炉出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在湘西大庸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正当中央红军向陕北开进时,红二、六军团活动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重兵围攻。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8000余人,撤离根据地,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率领下,自湖南的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兵工厂把笨重的机器、设备,有的转交给当地游击队,有的埋了。工人们多数被分散到各师战斗连队,只留下21名工人组成随军修械所轻装随总指挥部修械科启程。在宋树云科长的带领下,只带了几把虎钳和一些铆头、锉刀、钢锯、摇钻及工人们珍惜的稀缺零件,告别战友和乡亲踏上茫茫的征途。1936年3月至6月间,红二、六军团先后渡过金沙江,翻过大雪山,经过无数次的战斗,于7月2日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奉党中央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修械所随即隶属于红二方面军,这时杨开林为修械所负责人,修械工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36年7月下旬,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同张国焘“左”倾分 裂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两军的主要负责人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团结一致,逼迫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部队在甘孜休整了一个星期,每人准备了10天的干粮,便开始过草地。修械所10来个工人,他们随着部队背上自己的工具、干粮,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毛儿盖草地。

10天的干粮显然是不够了,于是挖野菜,野菜挖完了,发现潭中有鱼,贺龙同志又号召战士们钓鱼充饥,制造鱼钩的任务就交给了修械工人。造小鱼钩,本来是件不难的事,但在浩渺的草地里,缺少设备,没有现成材料,要把粗钢丝拉成细钢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们跑了几个单位,找到了一个煽火用的羊皮风箱,把火炉烧起来,便叮叮当当地开了工。经过半天紧张的劳动,一批鱼钩赶制了出来。这批鱼钩每个班只能发一个,远不能满足需求,但是带的钢丝已经全部都用完了。为了解决最要紧的吃的问题,修械工人提出把备用的机枪钢丝弹簧做成鱼钩,先解眼前之围。又一批鱼钩造出来了,很快发到战士们的手里。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金色的鱼钩》的课文,叙述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一位炊事班班长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鱼钩钓鱼吃的故事,可见由修械工人们赶制出的鱼钩在当时红军中的重要性。


毛儿盖草原上的金色的鱼钩雕塑


1936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的有力策应下,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北上任务,红一、二、四方面军历尽艰辛,会师于甘肃会宁,至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时兵工厂仅留下杨开林、唐少秋、黄文周、吴成芝、范文清等10余人,可以说,他们是人民兵工的奠基者。

1936年在会宁会师后,修械所先驻庆阳鸭子镇,西安事变发生后又随部队移驻陕西富平庄里。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双方谈判达成的协义,我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治委员关向应,师司令部将修械所改为120师修械所,同时从部队又补充了一部分人员。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又把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修械所随120师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在晋西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修械所在山西神池、岚县一带活动。与此同时,120师配合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寇辎重部队,缴获了大批武器。紧接着又出其不意,袭击了日寇的阳明堡飞机物,炸毁敌机22架,缴获了大批装备和几台机床,那里的工人也纷纷前来投奔。太原失陷前后,闫锡山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宁武甚至东北等地的工人也有一批来到了修械所,这时的修械所不断发展壮大,已有七八十人了。修械所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杨开林任所长,陈亚藩任副所长,所下面设步枪修理组、机枪修理组、钳工组、机工组、锻工组和木工组等,另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排。那时最缺材料、设备。部队派一个连的兵力与工人们一起隐蔽在同蒲铁路旁,等到半夜,部队的同志分两头掩护,工人们拆卸螺丝,弄下一根铁轨,几十个人一抬就走。材料有了,钳工、锻工相互配合,用土办法自制出虎钳、丝杠、螺母、锉刀等工具。1938年春,组织上又从太原买回来一部缺胳膊少腿的四尺车床,工人们用手工开 齿轮,用坚硬的榆木作床身,上面打上铁板做导轨,将它修复起来,大家高兴地叫它“榆木车床”。


从敌占区拆铁轨做原料


1938年11月,120师奉命赴冀中平原打游击。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修械所除老的小的由刘希敏带领继续留在晋西北担任修械外,大部分随军远征。到达冀中后,为不轻易暴露目标,除留副所长陈亚藩带领五六个骨干随司令部担任修械、扩大队伍、寻找设备材料任务外,其他人员由所长杨开林带领撤出平原区、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灵丘一带坚持修械。1939年4月,120师与日军二十七师团一部激战于冀中齐会,歼灭2000余人,缴获许多枪枝弹药和战利品,其中一部四尺脚踏车床、一部五尺车床、一部手摇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送给了修械所,人员也逐步扩展到100多人。1939年11月,修械所用土法成功制造了两挺仿法国哈齐开斯式机关枪,开创了120师造枪的历史,修械所的工人们把它叫做“太行式”机枪。



1940年2月,为集中晋绥根据地的军火制造能力,扩大武器生产,120师后勤部根据贺龙师长的指示决定,将120师修械所与山西工人自卫旅修造所合并,组建晋绥军区修械厂。厂址选定在陕西榆林佳县勃牛沟。4月,邓吉兴、陈亚藩带领工卫旅修造所160余名工人到达勃牛沟村。5月,杨开林、温成鼎等率领驻阜平的120师修械所和刘希敏带领的随军修械所西迁来到勃牛沟,晋绥军区修械厂正式宣告成立,并定5月1日为厂庆日。厂职工共400多人,厂长杨开林,副厂长陈亚藩、任学侃,政委邓吉兴。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步枪、掷弹筒、手榴弹、五〇炮弹和修理枪械。

1940年8月,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贺龙同志听取了勃牛沟兵工厂厂长杨开林和工厂工务科长郝继唐的汇报,他说:“晋绥建立兵工厂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也是全面战略部署的一个方面。你们要多生产武器,前方才可以多打胜仗。”当听到兵工厂如何战胜困难建厂时,贺龙同志非常高兴,插话说:“要相信群众,人是最宝贵的,只要有人,就无坚不摧,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只要做好人的工作,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次接见,贺龙同志与杨开林、郝继唐谈了一个多小时,对晋绥兵工的发展、如何生产、怎样解决困难等都作了明确指示。贺龙同志指出:“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武器弹药,斗争很残酷,情况很困难,那是大刀、长矛的时代。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武器不行,你们要把我们的兵工厂办好,要出枪,要生产各种弹药。当然目前我们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来进行部队的补给,但是你什么也没有,怎能缴获敌人的武器呢?俗话说打老鼠也得一根油捻儿嘛!你们可以干的工作很多,做手榴弹、复装子弹、修理武器、生产枪炮等,要大胆地干……”贺龙同志的接见与谈话,对勃牛沟兵工厂的建设以很大的鼓舞,对于后来晋绥兵工及军事工业蓬勃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贺龙司令员和晋绥军区的其他领导人王震、甘泗淇、周士第等同志,每次从前线赴延安,路经勃牛沟时,总要到兵工厂去看看,及时解决生产和职工生活中的问题。当发现工厂劳力缺乏时,贺龙同志就下令从前线调回100多名小兵来工厂。勃牛沟兵工厂的成立、建设与发展,与贺龙司令员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勃牛沟兵工厂


1941年冬,因前方战斗越来越频繁,弹药消耗越来越大,部队冲锋时,手榴弹扔不远、威力有限,很需要一种新的武器来掩护步兵冲锋和攻打敌人的骑兵阵。勃牛沟兵工厂拿到一套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掷弹筒,成立了温成鼎、吴奎龙等人组成的试制小组,开始了仿制任务。工人们在缺少钢材的情况下,把生铁炒成熟铁,锻打盘捲成炮筒,并试制出其它配件。1942年6月的一天,试制成功,经过试射,仿制的掷弹筒射程可达500米,命中率70%到90%、比日军的提高了5%,射速4发每分钟、比日军的提高了一倍。为鼓励兵工厂工人的干劲,军区决定以温成鼎、吴奎龙的名字,命名这种掷弹筒为“鼎龙式”掷弹筒。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晋绥根据地于1944年9月,调整布局,成立了晋绥军区工业部。勃牛沟兵工厂的厂长杨开林被提升到部里担任了副部长。以勃牛沟为中心,重新调整、扩建和新建了四个兵工厂:晋绥军区工业部第一兵工厂,即勃牛沟兵工厂,人员、设备、产品未变;第二兵工厂,即李家坪炸弹厂,也是勃牛沟分出去的,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等;第三兵工厂,原为勃牛沟兵工厂设在山西临县招贤镇的炼铁试验组,经扩建成为一、二厂两个产品的配套铸件毛坯厂;第四兵工厂,是设在陕西佳县螅蜊峪的化学厂,主要产品为黑火药和军用皮革。通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吃穿用的问题,同时也使军工生产得到了大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这一天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人民的兵工厂,以自己的顽强卓绝战胜困难和英勇奋斗的业绩,为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增添上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晋绥兵工各厂,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制造地雷12619颗,手榴弹282909枚,五〇炮弹129651发,掷弹筒1074门,复装子弹2500发,黑色炸药10220公斤,步枪刺刀3300把,步枪272支,半自动步枪4支,机枪20挺。


自制土设备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8人乘坐飞机由重庆赴延安途中,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飞机残骸被运回兵工一厂作原料,两个飞机轮子被做成手推车,后随工厂迁移到虢镇,一直使用至八十年代初才报废。

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内战的局势进一步严重,1946年7月,全国内战终于爆发了。为了保存和发展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晋绥边区在黄河以西的兵工厂,奉命迅速搬迁到黄河以东山西吕梁山区的兴县、离石、临县等地。这年冬天,勃牛沟兵工厂先是奉命往李家坪搬迁。1947年3月,又奉命东迁黄河东的山西临县张家沟村。此时,以美国造的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作模型,改进枪械结构与七九步枪组合,研制成功一种新式自动调栓的半自动步枪,经对比射击试验,射程比美国的远300米,初速为每秒800米,也比美国的快300米,受到了上级嘉奖。后来原120师的关向应政委逝世,工厂将这种半自动步枪取名为“向应式半自动步枪”。


1947年春,晋绥工业部所属各厂东迁的时候,延安兵工局所属厂也往山西迁,与晋绥工业部合并。迁到临县张家沟村的原勃牛沟兵工一厂奉命改名为晋绥工业部第二兵工厂。

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好转,进一步促进了军工生产的大发展,在西北的军事工业迅速的成长壮大起来了。至1948年,工业部已下属12个厂,职工总数近5000人。一厂,厂址兴县车家庄,主要任务是制造军工专用机器设备和修械;二厂,厂址临县张家沟,延安子弹厂职工并入此厂,主要任务是生产复装子弹和雷管,对三厂、七厂的炮弹毛坯进行机械加工;三厂,厂址宁武县馒头山,主要铸造手榴弹和五〇、六〇及一二〇迫击炮弹毛坯;四厂,厂址临县薛家疙瘩,主要生产炸药、发射药和总装手榴弹;五厂,厂址兴县贺家疙台,生产任务主要是制遣五〇、六〇炮弹;六厂,厂址兴县后发塔,为军工发电厂;七厂,厂址临县招贤镇,主要任务炼铁及翻砂炮弹毛坯;八厂,厂址柳林县锄沟村,主要任务是修械和生产手榴弹;九厂,厂址临县高家村,生产任务是总装炮弹和手榴弹;十厂,厂址临县寨子坪,生产任务是修炮、做马鞍等;十一厂,厂址晋南河津县,生产任务是手榴弹、炮弹、雷管; 十二厂,设在陕北延长县。以上各厂,大部分是由勃牛沟厂分离出而建成,如一、二、三、五、七、八、九厂等,这些厂的领导人也基本上都是勃牛沟厂的老同志。勃牛沟兵工厂,可谓是晋西北军事工业的始祖!除此以外,为军工服务的民品厂,还有毛纺厂、纺织厂、火柴厂、皮革厂、农具厂、石油厂,共有职工1000余人,另外还有一所技工学校。

1948年的统计,晋绥各厂全年共生产:七五山炮弹4300发,一二〇迫击炮弹5000多发,八二迫击炮弹70000发,五〇、六〇掷弹筒弹80000多发,手榴弹100多万枚,复装子弹15万发,炸药15万公斤,皮革10万多张,炮弹专用机床20台,轻工业各厂所需的工具、机床,修理前线运回的大炮、机枪等武器不计其数,为解放战争和发展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朱总司令常说,你们军工生产战线出现过不少无名英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47年底的华北兵工会议上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表扬。1948年2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再次对人民的兵工加以赞扬和鼓励。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与党中央工作人员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赴河北,途经张家沟村口,兵工厂的工人们夹道迎送。



晋绥工业部的广大军工工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同志在军工生产中流血牺牲,为纪念死难烈士,西北工业部请示中共晋绥分局及军区后勤部批准,于1947年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修建“西北军工烈士塔”,翌年“十月革命节”落成。塔高6米许,分三层,八边形体。塔身石板刻着塔记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以及毛泽东、贺龙、甘泗淇、李井泉、续范亭、高士一、黄新廷、刘忠、范子瑜、董新心、蒋崇璟、谷佑箴、杨开林、寻先仰等领导人的题词。烈士塔苍松翠柏簇拥,显得气势雄伟,庄严肃穆。塔记镌刻在塔身底座的石板上,记录了人民兵工的发展历程,笔者甚觉有必要抄录如下,文称:

“半殖民地半封建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挺身而起为民族争生存,为自己求解放,与敌人作斗争而光荣牺牲。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们,不论他功绩的大小,事迹的轻重,都要被搜集起来而流传,借以表扬过去,激励未来。回忆‘七七事变’,我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北上抗日,转战大西北。我们的工厂自从红军时代简陋的随军修械所,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间,在战争环境之下从事生产,困难重重。如工厂经常的迁移,原料受到敌人严密的封锁,交通条件又只得以畜力作运输,工具、器材残缺不全,辗转拼凑。生活上有时整年以黑豆充饥,井且得拿起武器来与敌作战。但是,这些困难都不能减少职工同志们高度的阶级热情,我们克服了困难,坚持了生产,而且提高与扩大了生产。这许多年来,职工同志们始终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在生产战线上来支援了前方的胜利。在为革命胜利而流的光荣的鲜血中,也有了我们的一份——有的同志为工作而牺牲,有的积劳而亡故——他们都是为人民而死。在烈士中间,有为工作粉身碎骨的黄金梁、王金海、渠立珍.高岐祥等诸同志;有因公而伤重身亡的孔昭才同志;有积劳病故的刘修林、王贵、司文彩、左映壁、于淑舟等诸同志。所有牺牲同志墓前,均已单立小纪念碑,这里就不一一详载姓名了。另外,当搜集材料编成传记,永远流传,以志不忘。我们谨向烈士英雄致以颂赞:凛凛烈士,职工之光,解放事业,万古流芳!”

塔的中层是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贺龙司令员的题词是:“晋绥军工烈士们,你们所流的血汗和前方指战员所溅的血光,同是人民解放事业伟烈的贡献!”纪念塔碑文称:“职工烈士纪念:工人同志,革命职工。困难既起,热血沸腾。制造弹械,供应军用。日汪已败,美蒋反动。巧思精构,扫灭顽凶。支援前线,昼夜不停。因工致死,爆炸殒命。积劳病故,折骨捐身。解放事业,贯彻始终。山河不改,虽死犹荣。丰功伟烈,千古芳型。”


1949年1月,晋绥工业部进行扩编,改称西北军区兵工部,工业部二厂改称兵工部二厂。1949年7月14日,宝鸡解放。1949年8月间,西北军区兵工部按照上级的指示,将晋西北境内的10个兵工厂的职工改编成四个职工大队,连同工厂的机器设备等都做好转运准备,要下山进城接管。二厂和七厂合并组成职工第三大队,队长温承鼎、副队长武斌、政治协理员王尚阳。田培敏和郭有年先期带领职工第一大队于7月间到达西安,郭有年和部分同志到达宝鸡虢镇负责建厂筹备处工作。1949年10月3日,喜庆的日子刚过,工人们就接到了兵工部要求出发的通知。除了一部分机器和几部汽车留在老区外,大半机器设备都装上船,顺流直放到潼关,再转运到西安、虢镇,剩余的工具、枪械、行李用牲口驮运或挑担前行。三大队的职工300余人,从10月初开始,徒步、乘船、乘火车,从张家沟经介休、临汾、风陵渡、潼关,于10月底在西安集结完毕。11月中旬,三大队的职工从西安火车站乘上拉煤的火车,于11月18日来到了关中西部的宝鸡虢镇李家崖,原八厂厂长李凤来成为临时负责人。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西南挺进,来到虢镇的接管人员日益增多,又在这里重新组编整训,二、四大队的同志也先后到达这里,近2000余人在这里待命。经过五次分配,大部分人员开赴了新的解放区,郭有年到了重庆,留下300多名干部和工人在这块废墟上建设新厂。11月下旬,从山西运来的机床设备到达虢镇火车站,除原二厂的设备外,其它各厂的通用机床设备一部分给了西安农械厂,一部分共计72部运来了虢镇。12月,天津原国民党七十兵工厂和第四修械所的100多人和设备,被合并到这里。

根据新的形势,西北军区决定在陕西、甘肃共组建成四个修械厂,修械一厂即后来的西安农械厂、二厂在西安,修械三厂在虢镇,修械四厂在兰州。1950年1月9日,由晋绥迁来,职工三大队为主组成的西北军区军械部第三修械厂在虢镇正式成立。军械部陈仕南部长亲临工厂参加成立庆祝大会。任命李凤来为厂长,武斌为副厂长,霍继文为政治协理员。全厂共565人。从此,由红二军团兵工厂、长征随军修械所开始,到120师修械所、晋绥工业部兵工厂,转战16年之余的兵工工人,就在虢镇安了家。



修械三厂安家之地,即国民党兵工署第三十一兵工厂所在地。三十一兵工厂,占地100余亩,东边为厂区,西边为宿舍区,狭长约5里,原系国民党二十九军所属的一个修械所,随军驻扎在山西阳泉。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抗日战争时喜峰口战役即是由其指挥,以这一战役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广为传颂。宋哲元的老部下曾在位于蔡家坡西机后山老龙池的留守处,为宋将军修建有衣冠冢和纪念亭。后来,由于战事,经察哈尔、保定、偃师、灵宝等地多次迁移。1939年修械部迁至陕西兴平赵村,药工部驻马嵬坡宋家庄,当时二十九军在湖北老河口作战,由国民党兵工署接收。李绪凯接任所长后,多次斟察选址,确定在虢镇李家崖筹建新厂。同时接到兵工署命令,将修械所改名为第三十一兵工厂,1945年开始筹建,经过一年多施工,于1946年下半年完成,遂由兴平赵村迁来。主要任务是生产步枪、手榴弹、修造机枪、火炮等,共有工人2000余人。1949年7月虢镇第二次解放,三十一兵工厂向四川溃撤,大部分机器物资被搬走,人员撤离,工厂空空。三十一兵工厂在溃撤时,已将财物洗劫一空,仅留下一台破锅炉,88间土木结构厂房没有一间是完整的,到处是残砖碎瓦,破铜烂铁和乱扔的炮弹,荒草丛生。生产区已全部破坏,宿舍区地势低沉、潮湿不堪,茅草房顶完好的几乎没有,唯有几堵残墙一片天。工人们就在这样一片废墟中开始建设。1950年4月起,开始房屋整修,清除厂区内的垃圾杂物,安装动力议备一套,8月份恢复生产。到年底,仅4个多月时间,就修理机枪230挺、步枪1000支、后膛炮18门,造刺刀2000把、镐5300把、铁锨2500把,还生产农用水车30部。



1950年12月17日,西北军区军械部陈仕南部长来到厂里,要求修械三厂让出东边厂区给上海迁来的五〇一厂,修械三厂全部搬到西边宿舍区重建新厂。五〇一厂,在上海原是日本侵华时于江湾建立的“东支那野战自动车厂”,1945年抗战胜利由国民党第二方面军交通组接收,后改名为国民党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上海汽车修理厂(五〇一厂),主要从事汽车修理业务。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该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改名华东汽车修造厂隶属于华东军区后勤部,继续从事汽车配件制造和汽车修理。由于蒋军轰炸上海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从战略上考虑,决定迁厂。1950年12月23日,五〇一厂由上海迁至陕西宝鸡虢镇,工厂先后定名为“西北虢镇汽车制配厂”“西北军区后勤汽车制造厂”,属西北军区领导。1951年8月易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修配第一厂”属军委后勤部领导,是当时军内六大汽车修配厂之一。1953年,改隶第二机械工业部,生产汽车配件和坦克发动机配件产品除部分供应地方民用外,多数作为军品供部队装备。1961年更名为“渭阳柴油机厂”(即现在的北方动力公司、615厂


五〇一厂职工家属修建厂房、建设家园


修械三厂在原址西半部开始重新建厂。西部占地6万多平米,无生产工房,只有10余栋土木结构草瓦房。职工为早日复工,捉出“迁厂不停产,任务提前完”的口号,搭起席棚,白天做工棚生产,晚上做宿舍睡觉。1951年底,建成工房和材料库2400平米,1953年又建成工房4165.8平米、福利设施9129.6平米,并建成砖木结构俱乐部一座,打水井10眼,架设8部水车,供全厂生产生活用水。1958年8月7日,为支援地方工农业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将修械三厂转交地方,由陕西省机械工业局接管,改名陕西省机器厂,当时有职工700人,总占地面积84545.85平米,总建筑面积19055.9平米,其中生产建筑面积6262平方米,设备47台。上级投资280万元,扩建厂房,增添设备234台,招收新工800名,开设技工学校一所。改产8呎皮带车床、Y35简易滚齿机、主轴连杆瓦镗床、罗茨式鼓风机等。1961年,陕西省机械工业局决定将陕西省机器厂改名为陕西省机床厂,定向生产磨床。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由于生产没有保证,又转产架子车。1962年生产架子车36000辆,精减职工300多名。经过三年调整,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63年春,省局投资2500万元,扩建厂房,并正式下达生产M131外圆磨床任务。厂长赵达孝带领4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赴上海机床厂学习数月之久,将上海机床厂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成套搬了回来,当年9月,磨床试 制成功。1966年定名为“陕西机床厂”,下放宝鸡市机械工业公司领导。该厂自1963年以来, 先后研制出43个品种66个规格的磨床,13项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有数控端面外圆磨床、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球面磨床、镜片磨床、电解内外圆磨床、气缸盖进排气门座锥孔磨床等,产品畅销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出口2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机械工业部外圆系列磨床定点生产厂,是全国69个重点机床厂之一。


陕机生产的M131W万能外圆磨床


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磨床生产任务不足,严重亏损。为摆脱困境,新任厂长任雨水带领领导班子及全厂职工,以开拓创新精神,开始了改革实践。1981年改革产品结构,起步开发第二产品双鸥牌洗衣机,一年三次改型,年底结构独特、新颖美观的Ⅲ型单桶洗衣机推出市场后大受欢迎,不仅克服了当时机床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困难,而且使企业活力大增。1983年改革人事制度,在全省第一家进行厂长“组阁”,建立了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当年还进行了企业的全面整顿,一次验收取得合格,保证了生产大干快上,扭转了连续两年亏损局面。自1984年起,先后建成7条洗衣机生产线,5座大型车间。磨床恒温装配车间和大件加工车间投入生产,机床开发速度加快,全厂形成磨床与洗衣机两大“拳头”产品的经营新格局,自此效益大增。



1986年12月10日,任雨水在厂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万台双鸥洗衣机专列发运新疆和新型双桶洗衣机研制成功两条新闻,记者30多人参加,发布会后,隆重举行了双鸥洗衣机专列发运仪式,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陕西机床厂建厂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老虢镇地区开机器大工业先河的业精纺织厂1950年就不存在了,如果说当时的修械三厂是老虢镇地区近现代工业的开端之一,应该也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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